[4][美]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从应然的角度而言，行政机关应基于并行禁止原则，在行政协议或单方行为之间选择一种方式，不能同时并用两种方式。具体规定参见《行政协议解释》第 5 条、第 6 条、第 9-11 条。
例如，朱新力认为，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的行为可分解为权力行为和非权力行为，前者即行政主体行使特权的行为属具体行政行为。例如，在1983年出版的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行政法概要》中，行政行为被确定为上位概念，行政契约与具体行政行为则被视为相互独立的下位概念。分立说不仅符合大陆法系行政法传统学理，亦契合于新中国成立前形成的通说。具体应如何拆分行政协议的问题，至今仍然未获得解决。[54] 耿宝建、殷勤：《行政协议的判定与协议类行政案件的审理理念》，载《法律适用》2018 第 17 期，第 135 页。
（3）行政机关可视情况决定何者优先。这就是何海波所总结的扩大‘具体行政行为外延的倾向，也即只要不属于抽象行政行为，都被纳入‘具体行政行为。[21]参见《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Ｏ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2页。
参见阚珂：《为啥八二宪法没规定两高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载《中国人大》2018年第8期。四、结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宪制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诉求。同时，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第41条第3款）。[9]参见桑玉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深入研究的若干基础性问题》，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4期。
[29]从制宪史上看，1949年的《共同纲领》有人民监察委员会的设置，监察委员会前被冠以人民二字，但彼时之监察机关从属于最高行政机关政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内的一个部门，其地位、职能与现今的监察委员会实不可相提并论。进言之，全过程并非只有过程、只靠过程，而是时空维度下广义之全过程，是主体、程序、客体的有机统一和高度概括。
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主要承载基本权利体系。[3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页。为落实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自1979年制定至今，历经1982年、1986年、1995年、2004年、2010年、2015年、2020年七次修改，选民的参与度和代表的广泛性得到极大提升。
[42]相应地，体现在宪法第2条第3款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上。[79]参见余军：《未列举宪法权利：论据、规范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3页。 注释:[1]2019年11月2日、2021年7月1日、2021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三次讲话中提出这一命题。[17]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继续承担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等工作的基础上，增加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工作职责。
在消极规范层面上作为宪制秩序规约其发展边界，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提供宪制框架和规范指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否只唯民主，会不会导致民主泛化或无序？全过程是否等同于全部过程？是否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等等。
[60]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2023年3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2023年3月14日，第9版。[72]Dominique Rousseau, Droit du Contentieux Constitutionnel, Montchrestien,2006, p.461.[73]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2023年3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2023年3月14日，第9版。
这实际上是宪法第27第2款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之深刻映射。[7]全过程人民民主首先是作为政治话语呈现的，因此，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学、哲学等领域。[55]新时代的中国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欲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既要避免坠入西方国家的民主陷阱和政治衰败，[56]又要防止出现大民主和泛民主风险，需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纳入宪法体制。这要求建立健全人大代表与选民、原选举单位的经常性联系机制，使人大代表的履职全过程始终处于人民的知情和监督之下。一府一委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6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4页。
[52]李林：《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意义》，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其次，完善人大的立法程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过程人民民主才实现了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统一，是全方位（主体）、全链条（程序）、全覆盖（客体）的民主。[19][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34页。
（一）塑造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体系民主的本质要义是政权，人民民主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的政权问题。[13]正是基于人民民主，现行宪法第1条确立了国家的根本性质即国体为人民民主专政，现行宪法第2条建立了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即政体为人民代表大会制。
而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5]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从根本上说是于宪有据，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最新成果，[6]亦应纳入宪法体制。参见马一德：《论协商民主在宪法体制与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作用》，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好的民主，应凝聚社会共识，而不是造成社会撕裂和冲突。[70]肖蔚云：《论新宪法的新发展》，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
（一）纵向：贯通中央—地方—基层结构下多层级国家制度体系1.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3]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7-38页。
[81]其次，适时将生命权、健康权、生态环境权利等基本人权明确载入宪法，获得根本法上的强力支撑。同时，基于平等权原则和民族平等的要求，国家应当贯彻各宗教一律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信教的自由。
现行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37]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这些专政的对象，其他人均可纳入人民的范畴。
[26]参见《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99页。对行政权而言，行政决策前进行专家论证、召开听证会、公开征集群众意见，以及公共预算的民主化、行政执法民主化等经验需要及时总结并上升为制度和法律。[68]宪法要维护其权威、确保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体系发挥效用，必然要求加强合宪性审查，推动宪法规定的各项要求真正成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底线与红线。[64]参见马一德：《宪法框架下的协商民主及其法治化路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为因应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确认民主政治改革成果，三部宪法相关法先后进行了调整。[18]参见刘小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特质初探》，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依此，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属于专政的对象。未来需在《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全过程人民民主明确载入《选举法》，以此为基础落实选举的平等性、普遍性、秘密选举等基本原则，在扩大基层群众和普通公民比例、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扩大差额比例等方面，出台具体有效的举措，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选举环节落实。
我们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人权法治保障，坚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全面的民主权利。[3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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